曹操后人为宰相，执政道光朝15年，曹振镛是清朝衰退的原因吗？

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，中国和英国签署了首个不平等协议《南京条约》，那时正好是道光皇帝在位期间，因此大家往往觉得道光是个无能的君主。但其实，历史上的道光或许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糊涂。在鸦片战争爆发前，道光十分倚重“宰相”（也就是首席军机大臣）曹振镛，曹振镛不仅平定了回疆叛乱，还推动了盐政改革，成为了清朝末年的一抹亮色。如果没有曹振镛的这番作为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可能会遭遇更加糟糕的局面。

一、关于曹振镛的简要介绍

曹振镛，来自安徽，1755年出生，有传闻称他是三国时期曹操的后裔。他的父亲曹文埴曾担任户部尚书这一要职，负责掌管国家的钱财事务。曹振镛身为高官的孩子，从小就获得了很好的教育，走的是儒家学问的正统之路。到了1781年，他通过了科举考试，被任命为庶吉士，并在翰林院里做编修工作。到了乾隆皇帝统治的晚期，曹振镛步步高升，成为了从四品的侍读学士。

嘉庆初年，曹振镛就已经坐上了内阁学士和工部侍郎这些有权有势的位子，开始真正手握国家大权。到了1813年，嘉庆皇帝又提拔他为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，让他跻身帝国最高层官员之列。1820年，嘉庆皇帝驾崩，道光皇帝即位，按照新皇新臣的老规矩，各方势力都蠢蠢欲动，准备再次瓜分权力。正是在这关键时刻，曹振镛站了出来。他出任首席军机大臣，一干就是十五年，手里的权力跟宰相不相上下，实际上成了道光朝前期政治的主心骨。

二、曹振镛的崛起与那份引发争议的遗诏事件

1820年，嘉庆帝骤然离世，未及留下任何遗嘱。新登基的道光帝，其帝位乃是依据皇太后（也即嘉庆帝的皇后）的旨意所定。因此，需要当时的“首相”（即军机大臣）来代笔，撰写一篇回顾嘉庆帝一生功绩并寄托对未来朝政期望的诏书。正是这份诏书的出台，标志着新朝代首次权力斗争的拉开序幕。

那时候的军机处大臣是托津与戴均元，他们俩担当起草遗诏的任务，遗诏里提到“高宗在避暑山庄降生”，高宗指的就是乾隆，乍一看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好像挺正常，但这背后却隐藏着乾隆的身世和亲生母亲的不解之谜。金庸的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里讲述乾隆其实是海宁陈家之子，也就是汉族人的后代。承德这边还有个传说，说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，在承德打猎捕获了一头鹿，喝了鹿血后情绪激动，宠幸了一位名叫李金桂的汉族宫女，结果这位宫女怀孕，在避暑山庄生下了一个男婴。后来，这个男婴被隆科多带到了北京，成了雍正的儿子，他就是乾隆。当然啦，这些都只是当时的一些民间传说，毫无凭证，但假话传多了人们就信了。清朝政府担心这些谣言被反清人士利用，所以官方多次声明乾隆是在北京出生的，言下之意就是乾隆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，因此乾隆的后代也都是纯正的满人血脉。

托津已经66岁高龄，戴均元更是75岁了，他俩历经雍乾嘉三代帝王，也许是年岁已高有所疏忽，又或许觉得乾隆的出生地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竟忽略了这关乎皇家颜面的要紧事。在官场上行走，本就是步步惊心，这两位老者却不小心把乾隆的出生地之谜给抖搂了出来。他们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却被一些别有企图的人揪住了小辫子。当时的编修刘凤诰眼尖心细，一眼就看出了两位老臣的政治失误，连忙向曹振镛禀报，曹振镛又火速呈报给了道光帝。道光帝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以失职为由，把托津和戴均元踢出了军机处，让他们告老还乡。仅仅3个月后，曹振镛就坐上了首席军机大臣的宝座，相当于当上了“宰相”，而且这一当就是整整15年。

三、道光皇帝心中的盘算

表面上看，遗诏事件似乎只是场权力的较量，但其深层还关乎新朝代的新风貌。道光帝在1820年时年仅39岁，正值壮年、意气风发，他自小便广泛阅读、勤学不辍，视此为修身立命的基石。加之他亲身经历了乾隆与嘉庆两朝的衰败，因此那时的道光满怀壮志，渴望革新社会。反观军事处的两位老者，一位66岁，一位75岁，皆是深受儒学熏陶的老学究，他们身上带着浓重的暮年气息，动不动就搬出祖宗的老规矩。这让一心想要开创全新局面的道光倍感困扰，最终他利用遗诏事件，果断地将这两位老人逐出了政治舞台。

曹振镛，他在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的时代都有过贡献，特别是在嘉庆时期，他经常留在京城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，并且还是第一个揭露遗诏秘密的人。这让道光皇帝觉得，曹振镛不仅能力强，还很细心。道光挑选官员的原则是“治理国家首先要找到合适的人才，安定百姓必须先考察官吏”。鉴于无法大量提拔新人，因此，选择像曹振镛这样廉洁自律的清官来担任“宰相”，无疑是最明智的决定。

四、曹振镛担任主持大局的重任

1820年，嘉庆帝驾崩之际，不仅是朝廷动荡不安，边疆地区也陷入了危机之中。这一年，狡猾的英国人得知清朝中央政府发生重大变故后，便瞅准时机，立刻唆使卖国贼张格尔悄悄从中亚返回新疆，挑起叛乱，企图将中国这片神圣的土地分割出去。

张格尔偷偷回到新疆后，干的勾当和现在的疆独恐怖分子没啥两样，他拿宗教当遮羞布，蒙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，到处烧杀抢掠，不管你是哪个民族，只要不顺从他，就一律烧个精光。后来，张格尔为了换取英国对他在新疆野心的支持，甘愿做英国的走狗，也要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。英国一看有利可图，就大力扶持张格尔，所以他的叛乱势力很快就壮大了。张格尔的这次造反，其实是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的一次暗中较量。在这场较量里，英国躲在幕后没有出面，而是悄悄给反贼送钱送武器。

张格尔在新疆捣乱的事儿传到了北京，道光帝立刻着手准备平叛工作，让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在中央坐镇，帮忙出谋划策。曹振镛提议派长龄、杨遇春、武隆阿等人前去打仗。可新疆地方大，正规军对付这些土匪，张格尔那帮人又狡猾，打游击战，到处乱跑，有时还藏到老百姓家里，让清军分不清谁是敌人，因此清军在新疆到处转悠，打了很久也没取得啥成果。

1826年，张格尔带领了一万多恐怖分子攻打喀什，由于他们拥有英国提供的武器，加上清军兵力不足，喀什不幸失守，所有被俘的清军士兵都被残忍杀害。到了1827年，清军集结了两万大军对喀什展开反击。而在1828年，这个背叛民族的张格尔终于被清军擒获，并被押解到北京接受了应有的惩罚，被处以死刑。

曹振镛在平定叛乱时并未亲临前线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功。但到了1828年，道光帝特地办了场庆功大会，曹振镛被安排在了最尊贵的位置上。道光帝对他大大嘉奖，夸他是“百官中的表率”，还“把他的画像挂在紫光阁”，这就像是把他的肖像放进了国家英雄纪念馆，让他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榜样。原来，曹振镛在前线和朝廷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，负责全盘统筹后勤工作，既要传达上面的意思给下面，又要把下面的情况上报给上面，而且“尽心尽力，事无巨细都处理得妥妥当当”。由此可见，曹振镛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，确实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道光年间，财政危机变得更加严峻。食盐作为日常必需品，其官方销售一直是清朝的重要财源。然而，由于食盐利润丰厚，它成了清朝官员和商人联手贪污、谋取私利的首选途径，导致乾嘉年间盐税收入不断下滑。在两淮地区，盐商们尤其是掌握了南方食盐转运和销售大权的，成为了食盐官商的主要力量。曹振镛的家族就是靠经营食盐发家的，因此两淮地区的盐商大多与曹家有亲戚关系或朋友往来。那时，两江总督陶澍打算整顿盐政，清查盐税，以弥补财政亏空。他给曹振镛写信，征求对方的意见。曹振镛回信高度赞扬陶澍勇于担当，“两淮盐务弊端重重，非进行改革不可”，并鼓励他大胆创新。在曹振镛的支持下，陶澍对两淮盐政进行了改革。接着，曹振镛又在此基础上，对全国的盐政进行了整顿，这才缓解了清朝的财政压力。这也正是鸦片战争期间，清朝能够迅速筹集到2100万白银的重要原因。

文史君来聊聊这事儿。

曹振镛做了54年官，在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都当过官，死后被赐予“文正”的谥号，同事们都说他“生前受尽宠爱，死后也备极哀荣”。但他在位时，国家还算太平，外国列强还没入侵，这本是清朝自救的大好机会，可惜被白白浪费了。因此，也有人觉得他没什么功绩，却身居高位，是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还特意写了首《一剪梅》来讽刺他：“升官得靠手段精，消息灵通，礼物送勤。不谈国事逞威风， 处事圆滑，为人谦恭。”不过话说回来，曹振镛身为传统的士大夫，不可能跳出自己的阶级，提出什么超前的改革。在他15年的“宰相”任期里，他老实本分地做着宰相该做的事，对道光朝的政治也还算是出过一份力的。

赵尔巽所著的《清史稿》由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发行。

冯士钵所著的《道光传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发行。

《清代后续文献概览》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发行。

（作者：浩然文史·紫橘）换个说法来说，就是让内容焕然一新，但又得保证意思一点没变，还得让大家都能看懂。字数嘛，差不多就行。关键的是，人名啊、信息来源啊，这些都不能动，得原封不动地留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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